李慎之先生去世了。虽然知道他病重住院，但在电话上听到他女儿说不是非典是肺炎，就放了心。我这种放心，多半是因为他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里所留下的深刻印象：所长从来都是神采奕奕、情绪高涨的；他说起话来底气十足，常常神色飞扬，时而咄咄逼人。

　　我叫他所长，是在他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那段时期养成的习惯。一九八五年，我从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，作为美国所美国文学研究生留在美国所文化室工作。刚毕业的我，对在文化室的这份工作，简直有点战战兢兢：文化室的几张办公桌，一张是中国著名翻译家、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主将、我念书时担任研究生院美国系系主任的董乐山先生的，一张是我的导师、著名英美文学学者、莎士比亚全集的编撰人施咸荣先生的，另一张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外国戏剧研究家、中国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先生的儿子梅绍武先生的，还有两张是两个小年青的，其中一个就是我。因为上学的关系，我跟室里的三位学者“大款”很熟，因为他们三个人在我研究生考试口语面试的时候就同时出山，“吓”过我一回了，后来上了三年学，经常往所里跑，从请教到聊天到开玩笑，就不太“怕”他们了。可是所里有一个人，一直让我“害怕”。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所长李慎之先生。

　　我为什么“害怕”所长？原因有几个。一个是他名气太大：我那时就知道他是延安的红小鬼，后来成了新华社国际部的大拿，大参考消息都是经他编辑，由他过目后才送报中央的，还知道中共的很多外交文件都是他起草或者修改的。这样的人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说怕人不怕人。我“害怕”所长的另一个原因是，他特别喜欢“考考”年轻人。在所里工作，我免不了有事去所长室找他请示，他也免不了到文化室来“坐坐”。他到文化室来，主要是跟我的“大款”同事们商议要事，同时也绝不忘记捎带着考考文化室里的年轻人。我记忆中，我跟所长的对话，大部份都是他在考我，搞得我一见到他，就马上进入“临考”状态。一次，所里跟美国共和党的智囊团Ｈｅｒｉｔａｇｅ　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访华成员开座谈会，当时所长选择了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张毅做翻译。张毅的翻译技巧真是炉火纯青，几乎一字不漏，并句子通顺、词义准确。我们几个没出过国的小年青看了很是佩服。好像是第二天，所长又来文化室了，劈头盖脸就问：“吴（他南方人口音，吴胡不分）亚非，你什么时候上阵啊？”问得我差点儿“汗滴禾下土”。可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关于黑人文学的文章，发表在美国所主办的《美国研究》上，他看了后，说：“看来你读了不少书嘛。”他那一句话让我得意了好几天。至少在后来的几天中，我不那么“怕”他了。几年以后，他见到我，又“老调重弹”，说：“你说说美国的ＰＣ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　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）是怎么回事吧？”那时我不但不“怕”他了，而且还敢抓住时机侃侃而谈了。完后，我看到他脸上满意的神色，又禁不住暗自得意了许久。

　　其实仔细想起来，我这样“害怕”所长，这样描述他“吓人”的样子，对他是不公平的，因为我的“害怕”多半缘于我的年轻和不自信。现在想起来，所长其实是很平易近人的。我知道，美国所其他的年轻人都喜欢所长，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像我那么不自信。所长其实最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，他尤其喜欢有才华的年轻人。假如你跟他聊起来了，深入下去，甚至让他发现你可以在学术方面挑战他，他就会忘记你不过是个年轻人了，他就会忘记他是个资历深厚的高官和学者了。他是一个尊敬才华和思想的人。对他来说，所有人在才华和思想的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无论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，无论你是做官还是不做官的。了解了这一点，所长这个人就不那么“吓人”了，他简直就是“可爱”极了。这个我是到了后来自己成熟了一些，才体会到的。美国所的年轻人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真的是好朋友的关系，互相之间绝没有拘谨，绝没有约束；他那么一个经历广泛、学识渊博、思想敏捷的人，所里的年轻人都喜欢跟他聊天，都喜欢“刺激”他，好让他“信口开河”，好听他“谆谆教诲”，好看他“指点江山”。我以前怕他躲他真是“亏”透了，我躲他躲过了多少激动人心的学习和探讨的机会啊。

　　几年后，我出国了。后来的一些年中，当时美国所李慎之所长任内的大部份年轻人都陆续出国了。出国以后，我们跟美国所的关系也就逐渐地断了，因为美国所换了新所长，美国所在很多方面都和从前不一样了。然而，这些“年轻人”（现在也都不再年轻了）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却从来也没有断过。我们常常还是在学术方面找所长探讨，甚至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及时跟所长通报的。所长每次来美国访问交流，也都不忘记通知在美国的原美国所成员，能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还一起聚会。

　　我在美国这许多年，一直在教书。我的先生寒哲（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）是个民间哲学家（我给他的名号）。多年来，他除了做电脑咨询以养家外，还时刻不忘自己的哲学与文学爱好，读书、写书、办哲学和文学俱乐部。我在教书之余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把先生的书翻译成了中文。九三年起，我开始寻求我的老师们的帮助，请他们批评指点。我先把先生著作的中文译本寄给董乐山老师看，董老师看了很是赞赏，写了封热情洋溢的回信，并将著作的摘要文章推荐给《读书》杂志。后来，我又写信跟所长谈了这部译作，并把译作的打印本寄给了他，所长看了也马上回了信。下面是所长给我先生的复信的部份内容：

　　“寒哲先生：

　　听亚非给我介绍了你对西方面临的危机的忧虑以后一个星期，就收到了《读书》杂志，看到了你的《衰朽与复兴》的摘要（虽然它简略到几乎完全不能表达你的思想），又一个星期就接到了你寄来的全书（打印稿）。

　　我把你的著作从头至尾仔细读了两遍。我十分钦佩你的博学，也十分钦佩你的文笔，它确实达到了你所推崇的古典的风格──简洁明净。但是我更钦佩的是，你看到了在被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羡慕的所谓“发达国家”中存在着深刻的危机，这种危机长期被掩盖、被忽视，只有最肯深思、最有洞察力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才敢于正视。

　　我所以说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，是因为你在你的著作中痛斥那些“假知识分子”，虽然你在别处并没有用过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这个名词。我很理解你是用何等严肃的态度来看待“知识分子”的。我们中国本来没有“知识分子”这个名词，它是从你们西方引进的，然而一经翻译，就具有了自己的含义。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，一个大学生大概就可以算是一个“知识分子”了，这样的“知识分子”也许能扩展自己的知识而成为一个“大知识分子”，却很少着意考虑人类全体的命运。你所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士，孔子所谓“志于道”的士，“仁以为己任……死而后己”的士，孟子所谓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的士。

　　…… ”

　　以上李慎之先生的复信全文当时作为书评发表在《读书》杂志上。后来，该书由台湾立绪出版社以《西方思想抒写──给那些无瑕阅读经典的人们》为题出版，并征得李慎之先生的同意以他的复信做了序言。

　　从李慎之先生的信中可以看出，他对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这个概念很感兴趣。给所长看稿是九三年四月左右的事。同年七月他来美国访问，在华盛顿暂住。我们这些他原来的“小部下”们组织了一次在华盛顿的聚会。当时，原美国所成员能到的都到了，我和先生也乘飞机赶了去。我记得当时他跟我先生谈话，还讨论了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这个概念。

　　现在回顾起来才意识到，李慎之先生对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这一概念的兴趣，表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缺少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这一现像的担忧，也说明他在晚年由于自由思想的表达而仕途坎坷，进而看清官场，立志还自己本来面目，做一个独立思考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决心。

　　记得华盛顿聚会时，我们去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吃饭。几个在华盛顿附近的聚会组织者在餐馆的一面墙上挂起了一个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久违了，老李！”（他们都叫他老李，因为他总是ａｃｔｅｄ　ｌｉｋｅ　ｏｎｅ。我还是习惯叫他“所长”，因为我总是对他敬佩有加，从不敢“造次”。）“久违了，老李！”这句话非常准确地道出了当时所有到场人的心思。看到那句话，我心里想的是，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年青在所长的呵护下，一个个都长大了，成家了，出来深造后，又都将目光转向个人生活，各自开始了与美国研究不大相干的事业，而所长他却一个人在国内坚持不懈地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，坚持表达自己对中国和国际事务的独立见解，以推动中国在各方面与世界的接轨。面对这一切，我们这些他曾经寄予希望的年轻人，不对他说一声“久违了”，还能说什么呢？

　　华盛顿聚会的场面还历历在目，李慎之先生就走了。

　　李慎之先生走了。中国又少了一个“着意考虑人类全体的命运”的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。

　　这次我们却不能再对他说“久违了”。这次我只能在心里说：“永别了，所长！”

　　所长，我知道我将不再收到您每年圣诞节寄来的精美卡片了，我知道我将不再看到您的信件、你的字迹了。但您却在我的心中永久地竖立起一个榜样：我将象以往做您的“部下”那样，以“临考”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每一个挑战；我将像您那样，想自己的思想，走自己的道路，做一个有自信、爱人类的人。

　　（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写于美国麻省）